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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后果
by布莱希特

我听你说要
在你以前倒车的
同一个地方倒车。那时地面
坚固。
这回你别倒。别忘了
因为你倒过车,
现在那地面有凹沟。再倒
你的车就会陷在那里。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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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u/NABOKOW/Inter02.txt

BBC: Would you ever go back to Russia?

Nabokov: I will never go back,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all the Russia I need is always with me: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my own Russian childhood. I will never return. I will never surrender. And anyway, the grotesque shadow of a police state will not be dispelled
in my lifetime.

re: bgme.me/@zeitblom/10828663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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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here any governing principle behind the illogical in a country out of place, perhaps it is the persistent making of proletariat...
This thought haunts me when listening to the audio book of Whisperers: the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by Orlando Figes...
Construction of a meaningful life "was" made pointless, and dangerous. People "were" made scared of working hard and earning/possessing anything, for fear of being thrown into the categories of the opposite of people: en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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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的权力关系翻转,始于第一次掀桌反抗。 

想来我和我爸的权力关系翻转,也许就始于我12岁左右第一次对他掀桌。在那之前,背上背着五指印是常事。他生气时会把我心爱的娃娃(童年经典款,很大的一个会眨眼睛的娃娃)拿剪刀剪得稀碎。上小学时有段时间要自己带饭,有天放学去我爸单位路上书包里的饭盒不小心漏了菜汤,我爸发现后抡起装着铁饭盒的塑料袋就往我身上砸。但掀桌之后,他再打骂我时似乎就变得试探性了,而我则下了决心只要他试图打我,我一律打回去,因为父亲这个形象在当时的我心里已经没有位置了。有次他骂骂咧咧地冲向我准备动手,“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我情急之下顺手抓起个存钱罐就朝他头上砸,他闪了过去,更生气了,但却没有继续要打我,只是继续骂着难听的话把自己关在厨房生闷气。他知道,当他的暴力被暴力回应时,他不是总有胜算。他知道,自己可以随意打骂乖女儿的日子彻底终结了。直到今天,他基本只能听进去我说的话。

这样的家庭drama从小就看过很多,自己家,亲戚家,同学家。

不幸生在一个只认丛林法则的地方,家就是最小的丛林单位。很早我就意识到,这片土地的男性,最好防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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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革期间自杀的人,想起机缘巧合见过的一段生平。资料公开平台都有,很容易查到,但依然看得我百感交集。简单整理了一下 

1905年,出生。

21岁,本科毕业后被派往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医学。医学博士毕业后通过了助理医师考试,在里昂的公立医院工作。

30岁,觉得“我学医是中国人出的钱,我要为中国人治病”,于是回国,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当内科教授,兼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

33岁,日军连续空袭轰炸了十天,他常常带队前往灾区救援。同年,广州沦陷,他先去了广宁建立伤兵医院,然后去了昆明,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和医学院院长,同时自己也开医院。据说他跟广州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朋友,自己掏过钱从国外买药送去延安。

42岁,抗战结束,回广州开医院。

4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6岁,公私合营。当年的广州地下党负责人已经是广州市长,邀请他去当市立医院的院长。后来市立医院合并,他捐资旧人民币一亿元、小汽车一部和自己医院全部设备创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院长和内科主任。他自己掏钱买了院里第一台进口X光机、第一台救护车,还托人从法国买了一台新式能屈胃镜,又从国外带回来检验和病理需要的电子显微镜。

49岁,开始当官,但依然是医院院长。据说他当院长的工资不是拿去补助困难职工,就是拿去饭堂给全院职工改善伙食。他会跟护士一起清洁病房,还会叫大家做完以后一起去喝茶。

53岁,觉得医学相关人才实在太少,提议成立广州医学院,市长同意之后,他自己出钱出力,从筹建到第一批学生报到只用了三个月。学校的选址就在他医院的马路对面。
同年,为了治水,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把学校西边的一个水塘挖成了人工湖,取附近流花古桥的名字,命名为“流花湖”。

54岁,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

58岁,带队回老家医院考察,给县里医院提了些建议,把一个急需开刀而条件不足的病人带到地区医院,主持了8个小时的手术。

61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红卫兵揪斗,抄家,近百万字的《内科学》草稿被毁于一旦。
同年八月,他自沉于广州医学院旁的流花湖。但后世有些资料会说他是“因病逝世”的。

他叫姚碧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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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pen.org/
doabooks.org/
还是推荐一下分别位于荷兰和法国的两个学术类电子书库,开放获取,无需注册,无需翻墙。可在右上角输入搜索内容或按学科/出版社/语言/合集筛选,现在英语库存分别是1.5万和3万本。前者可以整本下载或通过在线阅读器阅读,后者会跳转到books.openedition.org在线阅读。
#长毛象安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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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管听完了Suzanne Simard的TED讲座,关于大树如何沟通,特别感动。在早前我已经知道,大树之间是会通过地下的真菌连结进行分享,但我没想到,大树是会分辨亲疏的:不是所有大树之间都会产生连结,它们也会抱团。研究团队用盖格探测仪追踪碳13和碳14在树之间的运动踪迹,发现不相性的树种间会“互不理睬”,相性的树种间则会频繁地窃窃私语、互相帮助。最让我感动的是,大树懂得如何分辨哪棵小树是自己的亲属,一旦识别了亲属幼苗后,便会增加与小树之间的真菌连结,大量输送自身的养分给小树,使小树存活率提高四倍。大树甚至会阻止根系向小树方向生长,以给予小树根系足够的空间生长。整个树林就是一个又一个家族之间的护卫-竞争。而当大树濒死时,会在临终前将毕生积累的糖分、营养以及次生代谢物,悉数下沉至根部,递交给真菌,然后传送给所有与自己连结的树木,让后代继承自己的遗产,完成在这个星球上最后的使命。

最后,与老树合作了一生的真菌将开始分解死去的老树,它会用独特的酶分解大树身上那些顽固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一步步地将老树的生命重新嵌入新的生命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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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TL想到之前看的关于口袋历史的视频,搜了一下找到了,是
Bernadette Banner 做的视频,很简短地讲述了西方(指欧美)女装口袋发展史。

1.缝在衣服上的“口袋”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一直到爱德华时期之前,“口袋”这个词,都是指独立于衣服,系在腰上的袋子。

2.因为缝制口袋的技术要求不高,通常不被看见,和其他衣物不同,款式并不会因为时代而产生太大的变化。

3.任何社会阶层都会使用口袋。

4.到了十九世纪,女装的腰臀曲线越来越贴身,留给系带式口袋的空间越来越小,才出现了直接缝在衣物中的口袋。(但这种口袋十分不便,其中一点就是会影响服饰外观)

5.工厂为了缩减成本,减少了女装中的口袋的数量,但口袋的尺寸一开始并不是问题。

6.口袋不平等的争论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了。

7.男装的形状也是越来越紧身,但男装永远有足够的口袋。为什么只有在女装上口袋才是问题呢?

youtu.be/uaRoWPEUT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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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去鲸类博物馆,展厅每隔一小时会关灯,播放各类鲸的鲸歌,很多小型鲸是群居动物,叫声非常像鸟,还很话唠,听的时候觉得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地聊天
后来逛到一个展位说鲸其实不喜欢被人类观看

草啊,那我刚才听的是什么,说不定是“草啊,这群傻逼又来看我们了”,“他们难道没有自己的生活吗”,“我们游快点,甩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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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同志游行遭警方驱散,逮捕逾 200 人

据报道,土耳其警方今天在伊斯坦布尔驱散一场在市中心塔克辛广场周围举行的同志骄傲游行,拘留 200 多名示威者和一名法新社摄影记者。伊斯坦布尔当局自 2015 年禁止团体在当地举行同志游行,但民众近年均有自发举行集会。

数以百计抗议人士在塔克辛广场附近高举彩虹旗,无视警察拦阻继续集会。他们高喊着“理想未来尤可待”,“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是酷儿,我们哪也不去。”主办单位发推文说,超过 200 名参与同志骄傲游行者和 LGBTQ 维权人士被拘留,警方不让他们会见律师,其中包括法新社摄影记者基里克。警方以手铐将基里克双手铐在身后,将他带走,他目前仍被拘留。基里克去年也在同志骄傲游行活动中被捕。

土耳其历史最悠久的同志团体之一 Kaos GL 在推特说,警方在西部城市伊兹米尔拘留另外 12 人,截至目前已被释放。 #土耳其 #同志 #骄傲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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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个星期前有个小区居民排队做核酸排太久开始做又叫大家回去,居民愤怒之下掀翻了核酸点,桌子棉签撒了一地,听起来很解气对吧。我记得那件事的结果是判了那个砸场子的居民寻衅滋事,因为掀桌子的时候擦伤了防疫人员,“软组织挫伤”,我记得新闻是这样写的。西安男子家暴妻子被拘留五天,妻子被批评教育,这件事大家可能也还有印象,监控录像里男的也是把女的往死里打,也是软组织挫伤。我搜关键词的时候发现19年也有类似针对女性的恶性事件,大连一位女子在夜晚回家途中无故被一名男性暴打,重击头部,撕扯衣服,猛踹拖行,拳击19下,脚踢10下,26下正中受害者头部,受害者昏迷后还连踹6下。后来说受害者也是软组织挫伤,甚至连轻微伤都无法构成,无法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只能套寻衅滋事。而这次唐山事件,施暴过程的视频大家也都看到了,施害者手段之残暴,结果是受害者轻伤二级,最多判三年以下。综上我认为暴政的一个特点就是,掌握了公民身体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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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看了端传媒的报道,才知道原来朝鲜绕开联合国制裁的方法之一,居然是跟台湾做生意——因为台湾并不是联合国成员,所以并不需要遵守联合国的制裁规则,是天然适合与朝鲜做生意的对象。
朝鲜与台湾的贸易额度一度达到数千万美元,考虑到朝鲜那低到可怜的GDP,数千万美元已经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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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让我感到不安全的,其实都不是网络文化大革命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的危险:

1. 你完全无法预料自己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处罚

你用了VPN,写了小黄文,骂了句习近平或解放军,你的刑期可能超过一个强暴了10名女童的变态。你面临的行为和惩罚几乎不成比例,对你的惩戒可以随意往顶格走,干啥都可能千刀万剐千古骂名。法律和道德失去了预测的作用,你不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在哪。

2. 你不知道谁有可以惩罚你的权力

随便哪个人渣混混,只要沾了一点”公家“的光,都能让你一个自居的守法勤劳小中产跪下舔地板。新冠时期,北京一个小区红袖章大爷可以让你(正经户主)因为身份证地址不在北京而回不了家;西安一个地铁保安都可以把你(女老师)全身扒光。兰州交大可以在学生被乱刀砍死之后,连死亡原因都懒得家长交待,要知道以前这种通天的傲慢和权力以前只有军队才会有。

权力,无限集中到某个人手里,却又可能被任意分流给了任何一个人。这是行政和司法系统的全方面发炎和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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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担心,一旦离开故土,或者离开主流中文社交媒体,就等于放弃了母语和社群。但我现在丝毫不担心。因为我发现,只有异见者,只有挣扎出桎梏的灵魂,才能让一种语言活下去。评论区的复读机们是没有原创能力的。它们只能学舌。

最典型的是参照反话来构词。2011年我刚上微博的时候,这边有五毛,它们跟着叫美分八千。这边爱国党,它们赶紧出了一个恨国党。

除了参照构词,还有直接挪用。挪用最具批判精神的鲁迅的人血馒头;挪用自由主义者崔卫平的“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挪用房间里的大象来骂资本家;挪用信息茧房来阴阳被困家中数月的上海人;“躺平”本身是低人权社会里劳动者的微观抵抗,被官媒挪用来嘲讽西方的防疫政策;更好笑的是上帝之鹰也好意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而官媒,本应作为某种语言的正式风格的代表,在简中却成了共产党的僵化八股文与粗鄙残暴的网络语言的媾和。我非常了解那些炮制通稿的官媒人。他们的信息来源是过去几十年的稿库、朋友圈微信公号文章和抖音短视频。写稿模式是打开“句子迷”网站(已经倒闭)抄几句古诗放开头,拟三个小标题,电话采访同一个什么都懂的职业专家。

这种情况下,墙内怎么可能有高质量的中文?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早就是粪坑的内循环。微博豆瓣没有大家这样能持续产出的“优质”用户,迟早完。异见者在哪里,自由不屈服的灵魂飘到哪里,我们的母语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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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bone 某种意义上,中国正在全面新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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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bone
“17年主要任务是维稳,18年是改造,19年常态化。” 这3年计划听着多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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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bone 从南疆某地去某地,大巴车中途开到某地要停车检查。所有人都下车,行李安检,查身份证(挨个核对人脸),一通折腾完回到大巴车上的所有人都烦躁不安(大夏天),过会又上来一个条子,喊所有少数民族都下车,去监察室接受问话。

我只经历了一次就已厌恶至极,但这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接受安检只是难度最低的一关。

前前后后一共折腾了四十多分钟,我永远都忘不了坐在我旁边那个漂亮维族姐姐疲惫又麻木的表情,上车时她还开心的打电话,过完这次安检,整个后半程的旅程她都把头埋在外套里,再也不愿意看我和领导。

不知道她现在还好不好,有没有去过那种地方,但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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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bone 18年去的时候都已经觉得恐怖,喀什店面都有铁栅栏,早餐店的老板娘都要戴着防爆头盔穿着反恐背心。路边的餐厅有大叔坐在门口专门给人开门(有锁)一边做一笔一划学着写汉字……加油站全都要安检,上厕所都不能进去,只有司机可以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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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新疆集中营的报道,其中很多信息,和我17年在南疆采访时跟当地官员接触得到的信息一致。当时成规模化的集中营没有铺开,但应收尽收和强制劳动初见雏形。

我直接问过南疆官员维吾尔族人会因为什么愿意进监狱,真的有所谓的“暴恐”吗?他们轻轻松松地说,就是蓄须啊,头巾啊,手机浏览“外网”啊,转发宗教信息啊。他们会逼迫维族人抽烟喝酒,不服从的也被逮捕。他们告诉我,17年主要任务是维稳,18年是改造,19年常态化。现在回溯,皆成为现实。

关于半强制劳动,我当时进了某个上海援疆的纺织厂,很多工人月薪数百,远低于其他工厂的 1500-2000元/月。我问厂长工人怎么招进来的,他小声告诉我,都是来思想改造的,他们的家人有“问题”,他们受牵连。这跟 BBC 稿子中的 "guilt by association" 一致。

当时,除了见到的各种山雨欲来的迹象,我有个很恐怖的感受:维吾尔族社区被击碎摧毁了。

观察到的一些 facts:
1. 破坏原有的社区,重建大规模安居房,逼迫维吾尔族人离开农村,搬入城镇,失去原有的社会连接。
2. 高失业率。 在农村,很多人无地可耕。盛行斗地主、打台球。
3. 医疗落后。全靠援疆医生支撑。举例:本地医生只能大切口手术或截肢。
4. 离婚率极高,年轻女性被迫早婚早育。家庭内部不平等严重。很多维族男性逼迫妻子出去打工养自己。
5. 维吾尔族人被强行纳入到现代制造业中,原有的生活方式被破坏。他们非常不能适应朝九晚五、工厂流水线的作息。厂长指责他们迟到早退矿工,克扣工资作为处罚。

即使有一天集中营没了,寄宿学校没了,但对于整个民族的破坏性打击,还会延续千秋外代。这些从北美、澳洲原住民的遭遇完全可以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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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上海外滩跨年夜踩踏事故,36死,49伤,伤亡者很多都是年轻人。头七那天,他们的父母到陈毅广场祭奠,整个现场被层层铁栏杆围成迷宫镇,到处都是警察。家属由专人陪同穿过迷宫来到陈毅像下的空地,献花,烧纸钱,然后再由专人从出口带走,防止他们被守在旁边的记者采访。

我那天早上很早就到了,在街的另一边看警察安排工作。在我旁边有一群中年男,可能是便衣也可能是其他维稳人员,也在安排工作。你党搞了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水平相当不一般,当天安排这帮喽啰全部穿上了优衣库同款羽绒服。为了表示心细,每人还有个党徽别针,有的别在胸前,有的别在拉链上,在旁边看着他们,仿佛在人群中打了一束高光。

后来采访到的家长说一直有人跟着他们,外地家长的酒店门口也有武警。不敢发声,怕影响赔偿。
仿佛赔偿和问责不是本来就该的,是你表现好之后看心情赏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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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奥西波夫:《寒意,羞耻,获自由——一个去国俄罗斯文人的旅途札记》

迄今俄罗斯文人里对开战后内心体验写得最好的。
最绝的是将普特勒和斯梅尔佳科夫对比:

……这么一个光看脸就知道没读过几本书的人,突然读了(或者是听人转述了)些什么东西,某些写作狂哲人或幻想家的书。于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像在那些不会区分童话、虚构与现实的俄罗斯人身上常会发生的那样,就像在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身上发生的那样,只不过他们大多是纯洁、开朗的人,而他是一个阴郁、劣质的人。所以更贴切的例子是斯梅尔佳科夫。伊万·卡拉马佐夫滔滔不绝,创作长诗,而斯梅尔佳科夫则拿起吸墨镇纸,砸向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脑袋——一下,两下。
……
还得注意到与斯梅尔佳科夫这一文学形象的另一个巧合:这两个人都能极好地觉察到他人身上卑劣、低贱的地方,瞬间发现他们的弱点。

mp.weixin.qq.com/s?__biz=Mzk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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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尔·科布林:《病案诊断》

“我反对杀人——这是一条普世法则。但在具体战争的具体情形下,我希望那些跑到别的国家杀人的人尽快被干掉。我不在乎这些人是谁,哪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我的前同胞。在这种情况下,国籍并不重要。只需要刷一下推特的时间线,你就能从远处杀死一个侵略者。这是一段视频,它展示一架无人机的瞄准器正缓慢地搜寻并找到目标。瞄准。闪光。黑色的虫子从爆炸后的坦克里四散爬出。还有一些爬不走,躺在那里。胜利,一比零。你在很远的地方,听不到烧着的士兵在坦克锡罐里的哀嚎声。而这是个问题,而它甚至不是个道德问题——去他的道德问题,从道德出发——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就是无解的。战争用类似问题的病毒感染我们的意识,它比冠状病毒的传染力还强。”

对“战争病”的一次心理分析。不同于昨天那篇文章的作者奥西波夫这样的新晋流亡者,对科布林这样的老一辈流亡者来说,祖国基本上只意味着甜甜的尸臭了。

PS,作者先前是川大俄语系的外教。在来川大前,他是自由欧洲电台俄语部的主编。川大这个政审还是不够细致啊,这事要是让观察者网知道估计又能收割一轮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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